2014年9月8日 星期一

左翼學者與「學術界的左翼教徒」

       這兩個辭源自英文的「left wing academics」(左翼學者)與academic Left學術界的左翼教徒)。兩者差異很小,卻非常地嚴重。
       左翼與右翼是一種價值觀的取捨:你較在乎公平正義與不顧艱難地朝這方向的改革左翼,還是比較關心現況與既得利益(現況總是對既得利益者有利,而既得利益者總是社會進步的最大障礙,所以右翼通常是捍衛既有體制與既得利益的一群人);而學術關心的是事實,並無左翼與右翼之別。
       學術本身是中性的,它的應用與背後的關懷才有左右之分。
       「左翼學者」是以學術(事實)為本,探索達成左翼社會發展目標的各種可能途徑與手段;但絕不受意識形態限制,絕不因為意識形態而扭曲事實或否認事實。因為,只要違背了事實,左翼的關懷會變成左傾的災難,這是我們從過去共產主義的實踐裡必須學會的教訓。
       我的辭典裡沒有「右翼學者」這一個辭:學者應該要關懷弱勢與促進社會進步,因此必然是左翼;頂多加一個沒有特定價值取向的中性「學者」一辭,給那些沒深刻地思考過何謂「學術的使命」的人,就夠了;右翼就是捍衛既有體制與既得利益,頂多只是把教書與研究當作換取個人利益的一群人,稱他們為「右翼教授」就好了,不需要發明概念上本身就充滿謬誤的「右翼學者」一辭。
       「學術界的左翼教徒」是預設了左翼的立場,而未能在面對事實時堅守學術的中立性。這樣的學術態度對社會發展不見得是好的。
       所以我喜歡「左翼經濟學家」,但不贊成「左翼經濟學」;我不喜歡「右翼經濟學家」,但我會嚴肅地看待他們的經濟學研究成果。因為,他們所有的警告,都是要達成左翼社會發展目標時必須牢記在心的──你可以厭惡右翼的社會發展目標,但是當他們以事實為基礎而指出左翼思想可能會有的流弊時,他們是你最好的敵人兼朋友,讓你有機會在釀成大禍之前即時修正手段與作法。
        我可以同意「經濟學只有一種」,但我必須強調「經濟學不只有一個學派」。每個學派背後往往有它隱藏在背後的獨特關懷與洞見,有不同的基本假設(new classical economics 假定市場是完全競爭,沒有資訊不對稱,沒有規模的不對稱,沒有操作政治與法律的不公平競爭;Joseph Stiglitz 強調資訊不對稱;Paul Krugman 強調真實世界裡市場並不追求效率的極大化,etc),導出不同的結論(繪出市場機制的不同剖面)

        Joseph StiglitzAmartya Sen、Thomas Piketty 和 Robert Reich 都是典型的左翼經濟學家:他們是為了解決社會上的不公平而研究經濟學(左翼的動機與關懷),用學術界嚴謹的方法與手段研究事實,研究結果是嚴正地指出現況不合理在哪裡(邁向左翼社會目標的起點),以及指出改善現況的方法(邁向左翼社會目標的策略)。
       從學術的立場看,不同的經濟學派從不同的角度在研究經濟問題,各有一得之見,各有其盲點或短處。就像瞎子摸象,只有跨越所有學派的角度,你才會看見經濟議題較完整的各個面向;唯有再融入政治、社會與法律觀點,才會更看見更完整的問題面貌。
       當我批判「新自由主義」時,我批判的是他們的基本假設跟真實的社會情境脫節,我批判他們的政治主張、社會發展目標。但是,我絕不曾扭曲經濟學理論──頂多是我過去找不到精準的批判策略,以致措詞模糊,目標不明確而已(但這不盡然是我的錯,從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到芝加哥學派,轉為 supply-side economy 和華盛頓共識,甚至在轉為台灣更惡質的經濟問題論述,中間本來就是連貫而界線不清楚的)。
       所以,關心底層的人,並不需要去開創「左翼經濟學」,真正需要的是「左翼的關懷」+「經濟學」。有了「左翼的關懷」,你就可以像我一樣敏感於主流經濟學跟現實世界脫節的地方在哪裡,也有能力用既有的經濟學理論去批判右翼立場的論述──就像我在「巢運系列」裡做的。